大點了會說話後，除了叫爸爸媽媽, 第一句學會的話就是「不」。
祝昇記得，小時候的自己厭惡極了被引導去做些什麼, 一旦察覺出對方的意圖，便馬上拒絕並試圖離開。
有人勸父母，帶他去做個檢查, 才這么小，就這樣倔又防備心重的孩子, 恐怕是不是有什麼心理疾病。
父母倒是不以為然，只說他只是自主意識比較強，他不喜歡這樣, 那就不這樣對他就好了。
再大點, 開始上學的年紀，他愈發意識到，一個人的語言與行為是多麼強大的武器。
他不再滿足於掌控與自己有關的事情, 開始嘗試一些更加危險的，也更加容易讓他成為眾矢之的的事情。
父母還是了解他的，即便在成長過程中，他的控制欲同樣也把父母推開。
他被徹底放棄了按照家族企業繼承人的標準培養。
把他送去國外的機場裡，父母只是笑著，拍拍他的肩，說讓他想做什麼就去做吧，不要犯法就好。
他當然不蠢，自找麻煩的事情沒什麼價值。因此當時，他只是簡單點點頭，頭也不回地離開了。
大概是去到了一個新的環境，父母比起之前更加頻繁地關心起他的情況——用不會讓他感到抗拒的方式。
也許是距離太遠，祝昇的手再怎麼伸也伸不了那麼長。留學期間，他們之間的關係反而緩和起來，看著倒挺像是正常的一家人了。
直到那一天到來。
那是22歲那年，他暫時結束留學，回國休息。
上飛機的那一天，父母知道了他的航班信息，提議去機場接他。
父母沒說，但祝昇清楚，他在前幾天就看到了父母在當天有場需要出席的發布會，新聞稿預熱漫天亂飛，即便他不怎麼關注，也不得不提前知曉了。
他素來反感這些計劃中的事情被擾亂，即便擾亂的主體是他自己。
因此，當他收到消息時，即便父母告知他們已經在去機場的路上，他還是強硬要求他們原路返回，去正常出席本該出席的發布會。
如此一來，那個與父母關係不錯的徐承富，會那樣怨恨他，也並非是完全遷怒。
那是他下飛機時才知道的事情了。
社會新聞比商界的內部消息走得還要快，一條小路上違規駛入的大貨車車廂里的鋼板滑脫，洞穿了因超速行駛而沒來得及剎車避禍的車輛的車窗，駕駛員與兩名乘客，無一人生還。
他站在機場裡，生平第一次感到了茫然。
行人在他身邊如往常一般穿過，飛機按照指定的時間與指定的航道起飛，塔台與廣播台共同維繫著一切秩序。
一切都很正常，都在各種各樣的秩序與控制之下。
除了他。
無差別的控制欲叫囂著重新掌握父母身上的絲線時，他只在那瞬間感到了一絲違和，畢竟他過去幾年，曾與父母那樣正常相處過。
掛掉電話後，他久違地反思了一下自己，決定日後還是儘可能克制自己對父母施加不合時宜的掌控欲。
但僅僅就是那麼一次，也是他希望的最後一次，就真的……成了最後一次。
他希望父母能夠按照原定計劃去出席發布會，他也這麼做了。
可結果，卻是把父母推進了失序意外的深淵，一切都脫離了掌控。
那天，是他讓父母返回出席發布會，而為了彌補上往機場方向多走的這段路，以便能及時趕上發布會現場，他們不得不選了小路走捷徑。
如果，如果最開始，父母就不打算來接他，直接前往發布會，亦或者是他沒有拒絕，讓父母推掉發布會，選擇來機場接他。
一切，就都會不同吧。
究竟是哪裡出的問題呢？
是不是只要留學期間，他與父母關係沒有改善，父母就不會想著推掉發布會也要來接他，從而正常前往發布會，不需要抄捷徑，也不需要超速。
是不是只要接到消息時，能夠早一點反省，克制住抗拒，順理成章地接受父母與孩子之間感情的特殊性，允許這小小的，脫離掌控的意外發生，父母也就不會為了趕時間而走上那條小路，也就不會發生更大的意外。
站在墓前時，祝昇仍舊在思考這個問題。
最後的答案是——從一開始。
他放下最後一束花，離開了墓園。
他其實很擅長製造一些「小意外」，這是他沒有對父母提起過的留學時光。
有時他會為了滿足自己的控制欲，也為了了解更多各形各色的人，而參與一些混沌的勢力與糾紛。
他教過很多人無聲無息借刀殺人的方法，比如，摸清某個人的日常工作線路，在某天的某幢高樓的頂上，讓一個清潔工具不小心被大風颳下。
這些小意外實施起來非常麻煩，也需要注意非常多細節，但他依然沉迷研究。
這就與用言語與一些動作，就能悄無聲息引導著人做出他想要的舉動一樣，充滿了百分百的把握與自信。
可直到那一次他才真正被敲醒：他可以製造無數起這樣的「意外」，可當真正的意外來臨，他，或者無論任何哪個人，都無法阻止它。